关键词:
桂林文化城
诗歌
实验性探索
摘要:
本文以桂林文化城诗歌为研究对象,探讨桂林文化城诗歌的实验性探索的独特价值。在战争语境下,桂林文化城的实验性探索不仅是对诗歌内部艺术困境的突破,也是对外部世界诸多结构性变化的积极回应。要提炼出它的独特价值,就必须回到具体的战争语境中,将其放置于更广阔的民族、社会、国家的叙事视野下追问“诸多文学之外、又与文学相关的问题”。基于上述理由,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桂林文化城诗歌的实验性探索展开论述:
一、生机勃勃的实验诗城。桂林文化城以相对宽松自由的政治文化氛围吸引了无数文化人士,他们在此实现了地理上及精神上的双重聚合,形成了富有活力的创作群落;文化城的出版事业也十分兴盛,当时的桂林不仅汇集整合了全国各地优秀的诗歌资源,还拥有独具慧眼的出版人,一批充满实验精神的诗歌刊物与诗集就此应运而生,这为诗人们进行实验性探索搭建了前沿阵地;文化城的文艺活动丰富多彩,文人们以各类文艺活动积极对接、融入到现实的革命斗争之中,活动打破了传统的诗歌传播方式,为诗歌的跨界传播提供了实验灵感。从汇聚诗人、创设出版平台再到丰富文艺活动,桂林文化城为诗人营造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创作场域,诗人们在此积极迎接战争语境下诗歌面临的种种挑战,大胆进行各类精彩纷呈的诗学探索。
二、现实主义诗歌创作困境的突围。桂林文化城的现实主义诗歌从情感表达、主题内容、诗歌形式等多个维度出发,对创作中遇到的困难进行突围。在情感表达上,诗人们将抒情凝练为“内燃”与“外烁”的深度抒情,以理性的沉静与更广阔的世界联动,真正让诗歌作用于现实;在主题内容上,诗人们重新提炼与挖掘丰富的边地生活,对边地的发现呈现出了两个不同的向度,一是立足于“国家本位”,将对边地及边地之人的发现纳入抗战建国的宏大时代议题之中,注重发现能够提振士气或激活民族伟力的“广远而丰盈”的边地力量。二是立足于“人类本位”,关注包括诗人自己在内的个体生命在边地最真实的生存状态,以诗歌的创作唤起民族精神的醒觉;在诗歌形式上,诗人们借力民间智慧,契合时代诉求,还原历史现场,在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的交汇处寻找符合本土审美的诗性表达,探索能够适应当下时代发展的新的形式技巧,从而使诗歌也能成为一种直接参与社会改造及革命斗争的精神武器。
三、现代主义诗歌的本土化重塑。桂林文化城的现代主义诗歌在吸收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经验的基础上,摆脱了亦步亦趋的模仿,建立起了植根于本土文化土壤、风俗习惯与社会架构的现代诗学体系。如鸥外鸥以其别开生面、独树一帜的具象诗创作,为中国现代主义诗人如何在战争语境下创新艺术形式,强化诗歌与大众之间的深层次情感链接提供了有效借鉴;卞之琳以《慰劳信集》中的诗学探索,为现代主义诗歌创作如何在积极响应时代主题与坚持诗人个性诗学理想之间取得平衡作出了个性化的回答;冯至以《十四行集》中的诗学探索,搭建起了集体经验与个体经验之间有效沟通的桥梁;柳无忌在《抛砖集》的创作中,以东方旅居者的身份与西方都市展开了批判性对话,用都市诗的写作建构了新的国族寓言。这一系列现代主义诗歌的本土化重塑,以文学的“重造”推动了社会文化的更新。
四、旧体诗词的激活与再造。桂林文化城期间,诗人们以旧体诗词参与革命斗争,充分发挥其政治效能;以旧体诗词深度进驻时代,重新挖掘中华民族的生命伟力;以旧体诗词重塑山水之“象”,宣扬抗战精神。桂林文化城的旧体诗词创作是一场古典资源与新的时代语境深度交融、积极互动的创新实验,其目的与革命斗争、政治实践密切相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桂林文化城旧体诗词的强势返场,不是复古,而是激活、是再造。
五、朗诵诗的跨界传播行动。诗人们用扎实的文本创作与理论构建为朗诵诗的传播提供了“行动指南”,以综合化的舞台联动模式为朗诵诗拓展了全新的传播渠道。诗人们在实时互动中不断反思如何打造出“合格”的朗诵诗作品,让朗诵诗成为一种立体的“行动”,对现实中的革命斗争产生更深远、更广泛的影响。
总括而言,桂林文化城诗歌的实验性探索,对中国现代诗歌的转型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其以文学的“重造”通往了个体、民族、社会、国家的“重造”,是一种政治实践与文化斗争,有着特殊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