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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左传》   《史记》   人物形象   人物塑造   叙事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   道德天命观  

摘要： 本文共分为四部分。\n 第一部分为绪论，就本文的选题意义和论述原则进行简单的描述。我国古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及其特质，都与史学乃至经学有密切的联系。《左传》和《史记》的时间跨度刚好是先秦与汉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中国古代文学从奠基走向独立。基于这样的文学史认知，本文试图考察现代意义上的叙事文学从史学和经学层面挣扎而出的过程，进而分析两书中的写人观念和方式的异同。论述原则包括综合性原则、历史性原则和互文性原则。\n 第二部分为历史层面的人物关系分析，分为三节，对比《左传》《史记》两书中的人物处在种种关系中的不同表现。\n 第一节论天人关系，主要观点为《左传》一书持道德天命观，书中的人物相信通过个人的道德努力可以达到对天命的认知和对命运的把握，而这种努力就要从遵守德礼规范等政治宗法伦理开始。《史记》一书则对此表示质疑，并提出了“命运”的两个命题，一个是神秘的不可知的力量的支配，一个是通过个人的坚持隐忍而达到对命运的把握。这里褪尽了道德色彩而充盈着生命的力度。\n 第二节分析人与人的关系，从君国层面之君臣关系、家族层面之亲情关系、私人层面之爱情友情关系和社会层面之人际关系四个方面进行论述。\n 第三节为人与自我的关系即人的自我实现问题，分为三点，分别是何谓善与何谓恶、如何生与如何死以及人生“三不朽\"之士君子人格与“隐忍就功名”之大丈夫人格。\n 第三部分为修辞层面的人物形象研究，分三节从作者、文本和读者等方面进行循环式的分析，把“修辞”看作是作者处理人物的种种文本关系的手段。\n 第一节论写人与记言、记事之关系的处理，主要观点为《左传》中的记言倾向于对道德礼义等伦理原则的阐发，而不是为了表现人物的个性和塑造人物形象，《史记》中的记言在保持这一传统的同时，开始向内转，转向表现人物的思想、个性、形象等。《左传》的记事以时间为序，错出杂陈，倾向于显示道德礼义的、具有普遍性的规范意义；《史记》的记事则是围绕人物的生平为线索展开，倾向于展示人物的一生命运遭际。《史记》基于表现人物的需要，往往有笔补造化之处，吸收并加工一些传闻逸事，从而使得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生动成功。\n 第二节分析写人与文本结构的关系。一论写人与整体结构的关系：《左传》在总体结构上是编年体，人物在此中没有特别的意义；《史记》的整体结构与写人的关系更为紧密，体现了尊尊、亲亲、贤贤的社会政治理想。二论写人与篇章结构的关系：《史记》的单篇结构以所传人物的一生行事尤其是官职升降为叙事线索，这比《左传》：在写人上有更大的第三节论叙述者与人物关系的处理。一是作者与作品的关系，这就涉及作者观的问题。《左传》所处的时代神圣性作者观占主流，史书的编著者因此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过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这就造成了《左传》作者自觉回避个人情感的渗透。。而在司马迁所处的汉代，作者观已经开始世俗化，士人都可以通过著述表达自己，因此《史记》一书蕴含了更加浓烈的个人情感。这种情感的融入恰恰是一种文学性的强烈表达。二是叙述者与作品中的人物之关系。由于作者与作品关系的不同，导致了叙述者与作品中人物的关系也不同。主要分为三点展开论述，分别为善恶二分之评价与复杂人性之展现、群体载录与个体表达、道德共享与情感共鸣。《左传》的叙述者与书中人物只是一种评价与被评价、收录与被收录的关系，呈现出鲜明的善恶二分的评价现象。也可以说，叙述者与人物只是一种道德的共享关系。《史记》的叙述者与书中人物除了道德共享外，最重要的是存在一种情感共鸣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复杂的人性与个体的精神都被凸显。\n 第四部分为结语，对整篇论文进行简要的回顾与总结。

关键词： 海洋文化   文学家   中国   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   世界范围   海洋景观   人类活动  

摘要： 在全世界范围内，哪里有海洋，哪里便有海洋景观；哪里有人类活动，哪里就有海洋文化。海洋文化绝不仅仅是西方人的专利，也绝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中国没有海洋文化”。我们无须说什么汉武大帝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已维系了两千多年的辉煌历史，也无须说什么郑和七下西洋把海洋文化发展到极至，也无须再谈什么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陶瓷之路、海上茶叶之路等人们耳熟能详的老话。本文只想谈一谈中国古代文学家眼中的海洋，从他们笔下对海洋的描摹，窥视中国海洋文化的一斑。

关键词： 先秦时期   两汉时期   侠客形象   侠义精神   中国古代文学  

摘要： 侠文学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类型，侠客形象是侠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点。侠客形象千百年来在诗词歌赋等各种文学作品中大量存在，而且是以不同的面貌出现，理清侠客形象变化发展的脉络是侠文学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力图依据当时有关的文字记录，梳理出侠文学发源时期也就是先秦两汉时期侠客形象的大致面貌，重点在于比较其侠义精神的不同。\n 先秦时期，为侠接近于一种职业。战乱社会中谋生的艰难及武力解决问题的必要性，是侠客大量出现的主客观条件。为侠成为许多生活在社会下层身怀武力、不甘贫贱之人改变生活条件甚至个人命运的重要方式。侠客生活在寄主门下，主要服务对象非贫民大众，而是王公贵族等富豪之家，武力是其谋生的必要手段，为寄主服务是其义务，具有明显的依附性和被动性。他们与寄主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交换，他们人格中最大的闪光点在于其交换的公平性，这种交换的公平性就是先秦侠客侠义精神的核心。\n 两汉时期，为侠是一种气质。侠客的主体为财势兼具者，具有明显的独立性和主动性，社会影响力及个性张扬的程度都强于先秦侠客，行侠的对象常指向在社会地位或经济条件上不如自己的弱势者。这一时期侠义精神的核心是一种为显示自己品节、彰显自己能力的带有优越感的给予。这种给予有多种表现形式，经济上对别人的援助是其中较重要的一种，并且不要求被援助者的回报或对等的回报。\n 在对后世侠客形象形成的影响上：先秦侠客形象主要奠定了“武”侠的基础，其侠义精神的核心--交换的公平性，是两汉侠义精神核心--给予的缘起；两汉侠客形象主要奠定了“义”侠的基础，其给予精神是后世侠客形象正义感形成的直接来源。两汉侠客使侠客形象开始高大起来，成为人们仰慕的对象，对现代意义上侠客形象的形成影响尤为巨大。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学   二晏词   接受美学   文学价值   词史地位  

摘要： 二晏词的审美价值和历史地位是在近千年的传播接受过程中得以彰显和确认的。从北宋到晚清，二晏词的接受大致经历了六个不同的时段：北宋、南宋、金元、明代、清代前中期和晚清。本文基本上按照时间发展的先后顺序，将六个阶段的接受历史统分为三大部分，依次探讨：\n 第一章主要论述二晏词在宋代的接受情况。北宋是二晏词产生的时代，也是二晏词接受史上的第一个重要时期，通过辨析二晏自身的词学观念和考察晏几道对晏殊的“内部接受”，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和理解后代词家对二晏词的接受态度和批评实践。接下来在讨论北宋士人对二晏词初步接受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宏观理论和微观阐释两方面分析了南宋士人对二晏词的接受。\n 第二章主要论述二晏词在金元明的接受情况。金元两代是二晏词接受史上的低谷，在扬豪放抑婉约的审美风尚指引下，金元士人对二晏词品评的热情不高，关于二晏词的研究材料亦很单薄。但是到了明代，词坛风气为之一变，绮丽香弱、柔婉近情的审美观念占据了主导，二晏词遂走出金元的低迷状态，，成为词家“正宗”，备受士人的推崇和喜爱。可以说金元明时期是二晏词接受史上反差最大的一个时期。\n 第三章主要论述二晏词在清代前中期和晚期的接受情况。清代是词学批评的集大成时期，流派林立、著述甚丰是这一时期词学接受活动的显著特点。无论是在清代的前中期还是晚期，二晏词的接受状态都相对稳定，不同流派的词家们对二晏词作了符合时代思想和流派宗尚的阐释，表现了不尽相同又各具特色的词学观念。对这一时期二晏词接受史的梳理主要围绕云间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以及晚清词家四个群体展开。

关键词： 文学   古代   中国   教学   高校   综述   师范学院   复旦大学  

摘要： 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与内江师范学院联合主办的“全国高校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第四届研讨会”，2007年4月16日至19日在内江师范学院举行。来自全国近80所高校和部分研究所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80余篇。

关键词： 《关雎》   古典诗论   文学解读   经学解读   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文学  

摘要： 中国古典诗学的发展历程大致有两条线索贯穿始终。一是从诗歌的功用价值出发，从儒家伦理出发形成一个功用诗学的传统；一是从诗歌本身出发，从审美情感出发构建了审美诗学的传统。而“诗三百”首篇《关雎》的双重解读历程正是中国古典诗学发展历程的缩影。《关雎》自其产生以来就有不同的解读，有人注重其文化内涵的挖掘，有人注重其文学情韵的涵泳。但是缺乏对其双重解读的把握与勾勒。事实上，从文学解读与经学解读两个视角出发去审视《关雎》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把握其承载的各种信息。《关雎》的经学解读历史使我们领略到其所包蕴的丰富文化信息，使我们体味到其超越文本的文化功用价值；而《关雎》的文学解读历史则使我们感受到其文学情韵的流和缠绵，使我们看到其文学性逐渐走向合法与合理的必然趋势。因此，对《关雎》双重解读历史的勾勒有助于我们从更加全面地体悟其内蕴的丰美与典雅。\n 本文以大量相关文献的细致阅读为基础，以中国古典诗论和文学思想史为主要依托，以历时的角度勾勒《关雎》的双重解读历史。全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检讨《关雎》’研究的现状与问题。第二部分，从历史的角度揭示《关雎》文学解读不断彰显的历程，从“微弱呼声”、“由圣至凡”到文学解读的全面展开，《关雎》的文学解读历程清晰地呈现了出来。第三部分，从历时角度勾勒《关雎》经学解读的逐渐消解过程，揭示出其经学解读渐趋式微的背后所具有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通过对《关雎》双重解读历史的勾勒与揭示，使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不尽的文学情韵得以彰显。

关键词： 明代   历史演义小说   《三国演义》   中国古代文学  

摘要： 自明嘉靖元年(1522)《三国志通俗演义》刊行以来，有明一代仿效《三国志通俗演义》体裁编纂的小说络绎不绝，遂形成了历史演义体的小说类型。“历史演义小说”的产生，并不是一种偶然的文学现象，而是经历了一千多年，从先秦至宋元讲史小说的长期发展，积累而成。它的近因可以追溯至《资治通鉴纲目》、宋元平话、杂剧、民间传说等等，而远因则与吾国渊源流长的史学制度、史书编纂以及文人“史癖”心态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因缘。可以说，“历史演义小说”是一种史学与文学书写的紧密结合。\n 对于这种明代小说的创新类型，自民国以来，学界一直努力赋予它一种名称，以涵盖此一类型小说。于是近百年来，针对此一类型有了“历史小说”、“讲史小说”、“历史演义小说”等三种，用以指称此一类型小说的概念名称。然而，随着学术研究的进步，小说分类的精进，“长篇小说”与“讲史小说”的概念名称，已较少为学界使用。但是，在近二十年来，学界却一直混合使用“历史小说”与“历史演义小说”两种概念，来指称以《三国志通俗演义》为首的小说类型，使得“历史小说”与“历史演义小说”之间的界定模糊不清，尤须厘清辨订。有鉴及此，论文将“历史演义小说”定义为：特指以《三国演义》为标准、规范进行编纂的小说。并根据《三国演义》的外在形式、叙事内容、历史背景以及行文等，归纳拟订了七点标准与规范，作为判辨“历史演义小说”的基本条件。根据此一定义，重新审视“历史小说”与“历史演义小说”，便可区分两种概念的不同之处。\n 根据“历史演义小说”的定义，论文从明代小说中判别、筛选了《有夏志传》、《有商志传》、《封神演义》、《列国志传》系列、《全汉志传》、《两汉开国中兴传志》、《西汉通俗演义》、《东汉通俗演义》、《三国演义》、《三国志后传》、《东西两晋志传》、《东西晋演义》、《大唐秦王词话》、《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南宋志传》、《英武传》系列等十八部小说，作为论文进行研究的小说文本。\n 作为历史演义小说开山之作的《三国演义》，研究著述与论文层叠如山，成果丰硕。有鉴于此，论文选择先从叙述模式的角度，论述《三国演义》在“按鉴演义”、“两军对战”、“明君聘贤”等方面的创建。再论述《三国演义》与说唱文学关系的研究，从鼓词、子弟书、弹词、歌仔册、木鱼歌等说唱文学，考述三国故事对此类说唱文学的影响。其次，是演绎上古至汉代史事的历史演义小说的研究，这些小说有：《有夏志传》、《有商志传》、《列国志传》、《全汉志传》、《两汉开国中兴传志》、《西汉通俗演义》、《东汉通俗演义》等七部，论文主要从作者、小说版本、故事渊源、影响等方面进行考述，企图对小说的版本与渊源等作一整理的工作。又次，是演绎两晋至元末明初史事的历史演义小说研究，小说有《三国志后传》、《东西两晋志传》、《东西晋演义》、《大唐秦王词话》、《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南宋志传》、《英武传》等九部。论文仍然以考述为主，尝试厘清小说的作者、版本、渊源、影响等问题。至于论文着眼于小说文献的考述，是基于学界对此十六部小说研究论述的质量、深浅不一，涉及小说版本、渊源等问题的研究仍属少数，许多问题还有待厘清，因此专注于此，重新一一予以考述。\n 又次，是《封神演义》的研究。因为小说的内容多写神魔斗法、变幻离奇等等，历来小说研究者均视之为“神魔小说”。但是论文考虑到《封神演义》的主题是演绎商周兴替的历史，而小说又不离背此一历史框架，因此将它视之为“历史演义小说之变体”来进行研究。论文对《封神演义》的作者、成书时间、陆西星的著述，以及《封神演义》与明代其它小说的关系等，一一进行考述。\n 最后，在结论中认为以《三国演义》为首的十八部小说，应该指称为“历史演义小说”，不该再称之为“历史小说”。此外，论述历史演义小说对其它类型小说的容受，并总结历史演义小说在小说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 顾瑛   玉山亭馆   玉山草堂雅集   中国古代文学  

摘要： 玉山草堂雅集，是元末东南吴中地区(今苏州一带)有极大影响的文人雅集活动，它在元末持续十多年，参与人数上百，以其诗酒风流的宴集唱和被《四库提要》赞为“文采风流，照映一世”。本文即选取玉山草堂雅集作为研究对象。\n 本文分为两章展开论述。\n 第一章是对玉山草堂雅集的举办者顾瑛、举办地玉山亭馆及雅集兴起原因的研究。第一节论述顾瑛及其玉山亭馆。顾瑛一生以至正八年被称为“诸集之最”的玉山草堂雅集的召开为界限，可以分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顾瑛以经营家业为主。期间，他的理财头脑得到了充分发挥，家业蒸蒸日上，顾瑛本人亦名闻一时。后一时期，顾瑛潜心举办“玉山草堂雅集”，视其为一生的事业而倾注了全部心血。对于历来众说纷纭的“玉山亭馆”，本文一一考辨，认为既非顾瑛自说的“二十四处”，亦非《玉山名胜集》所记“二十八处”，也不是传闻的“三十六处”，而应大概定为三十一处。第二节对玉山草堂雅集形成的原因展开探讨。吴中地区自魏晋以来文学发达的悠久传统，是玉山雅集得以形成的历史人文渊源。而元代与元末吴中地区的社会现实才是玉山雅集得以兴盛的重要因素。作为元末东南一带极有影响的诗文大家，杨维桢被主人顾瑛推尊为雅集的盟主，同样是玉山雅集一枝特秀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玉山主人顾瑛的大力扶持，无疑更是雅集形成和持续的最重要条件。可以说，是杨维祯和顾瑛共同奠定了玉山草堂雅集繁荣兴盛的基础。\n 第二章为玉山草堂雅集始末与雅集活动研究。第一节将雅集活动分为三期详细展开描述，即一、兴盛繁荣期：至正八年(1348)二月——至正十二年(1352)十月；二、因乱中断期：至正十二年(1352)底——至正十六年(1356)春；3、复兴衰落期：至正十六年(1356)夏——至正二十年(1360)秋。第二节则对玉山草堂雅集的种种活动内容和活动形式进行研究，如赋诗唱和、绘画、书法、女妓、出游山水等等，这种诗酒风流的生活是玉山雅集文人张扬自己个性的独特方式，也是他们世俗化下的不同流俗。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学   研讨会  

关键词： 《世说新语》   女性形象   魏晋时代   中国古代文学  

摘要： 《世说新语》中的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她们继承了传统礼教规定的美德：对子女言传身教，对丈夫尊敬扶助，对妯娌雅相亲重；她们又对僵化的压抑人性的礼教予以抛弃：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女性都展现不卑弱的个性，都展现出不凡的才气，无论在家庭中还是在公共场合她们都大胆表达真爱，在丈夫面前，她们还把女子妒忌的天性表露无疑。\n 《世说新语》中的女性在魏晋风雨中成长起来，当时的时风、士风又赋予了她们特有的个性。在她们身上折射出魏晋时代重门第的风气，士人蓄伎的风气，品评人物的风气以及佛教渐渐兴盛的状况。在她们身上透露着魏晋士人的风范：面临大事镇定冷静，与名士平等交往，机锋妙语不断，重视精神气质，表达着超功利的审美态度。